职业教育发展中的冲突及其治理(2)

　　由于不同的价值取向与利益诉求，利益冲突的形成不可避免。这些矛盾冲突充分体现为对教育机构的控制及对传播内容的控制。日本、德国、美国等发达国家，都有过产业界借助行业协会、经联团等组织，通过影响区域性学校合作组织、建立企校发展计划等，扩大对学校的控制，或通过咨政报告等直接影响国家教育政策，要求学校传播企业雇主所要求的知识、技能与态度，并得到政府支持。相反，企业对学校传播发展个性意识、争取福利待遇、先择业后就业等观念显然不感兴趣，甚至抵触。

　　对个人而言，知识及其传播的制度机制则是一种获取谋生本领、形成发展能力，保护自己免遭剥削，摆脱他人控制的有效手段。让每一个公民拥有足够的知识，形成自我发展、自我保护的能力，是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　　（二）经济斗争

　　经济利益争夺是矛盾产生的根本原因。以教育经费的支付问题为例，有子女接受某类教育（如职业教育）的家庭通常希望给该类教育更多经费支持，把负担转移给他人。而那些子女未接受该类教育或没有子女的家庭，则要求政府降低投入该类教育的经费。比如，中上阶层家庭希望经费更多投向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领域，特别是其中的优质教育资源；社会中下层则普遍期望在基础教育实现公平发展，国家予以均衡投入，而那些子女在基础教育领域竞争中处于劣势的社会中下层家庭，则期望政策更多向与其生存发展紧密相关的职业教育领域倾斜。即使同类教育中，在重点校与薄弱校、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也存在经费投入与政策倾斜不平衡现象，导致矛盾冲突。

　　事实上，教育本身还是一个大产业。教育者要求增加收入，其他利益组织和个人希望所关注和接受的教育能够获得更多经费，通过教育获得更多利益。接受不同教学与课程安排，意味着将进入不同的职业社会与劳动世界。许多国家在其教育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类似的阶段，处于社会底层家庭的子女通过教育分流，被安排去接受职业技术类课程，社会上层家庭子女则经过分流去学习大学预备课程。通过教育与课程分化，前者最终进入劳动世界底层，在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上处于不利位置；后者则进入劳动世界顶层，得以保存其经济利益与优势社会地位。

　　（三）文化冲突

　　从本质上讲，文化是人的行为的一种规则，是一个组织行为的相对稳定的预期和共同理念[7]。其包括历史传统、宗教、文学和艺术，也包括群体可接受的行为、举止、礼仪及语言方式等[8]。

　　学校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传播文化。文化一方面分为主流文化与亚文化，另一方面又分为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。学校教育传播哪种文化，往往服从文化背后的经济利益与权力格局。与教育有关的文化冲突，还表现在教育决策者、研究者、政策执行者及实际教育工作者之间文化上的差异与不平等，导致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冲突与斗争。

　　文化中包含的权力观念对教育发展影响巨大。近年来，众多团体以“推动教育公平，实现教育机会均等”为由提出教育改革的要求，而改革所涉及的不同利益集团往往因文化观念不同，而导致各种不同立场、观点的冲突与博弈。从表面上看，学校教育给每个学生提供了平等选择职业课程和普通课程的机会。抛开智力因素的差异，在经济和社会身份上处于优势地位的家庭，其文化、交往、话语模式与学校主流教育贴近，其后代在学校教育中拥有更多成功机会，进而接受更高层次教育。而处于中下层社会群体的家庭，其文化、交往、话语模式往往不同、偏后于学校教育，其后代在接受相关教学模式与课程安排时往往表现相对较差，会通过教育分流去学习职业课程。这种累积效应不断叠加放大，造成他们自认为在智力水平上低于前者，只能在较低的经济系统中“讨生活”。

　　三、冲突缓解：构建良性互动关系，实现共同治理

　　缓解冲突、化解矛盾，从根本上应遵从客观规律。发展问题归根结底是人的问题，要从以人为本、促进人的发展入手，在相对统一的价值观念引导下，营造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，建立基于整体利益的运行机制，形成整合力量，实现职业教育的共同治理。

　　（一）确立利益相关者参与的合理途径

　　计划体制时期，国民经济各部门是一个整体，国家在社会生产、资源分配、产品消费方面拥有绝对权力。在这一体制下，国家、集体、个人利益发展步调一致。职业教育发展的权力集中在政府手中。作为管理对象、管理客体，行业企业、职业院校、社会组织、学生群体等缺少自主性，他们之间及与政府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和利益冲突。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渐次完善，社会群体利益不断分化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得以调整，“小政府、大社会”格局逐步形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职业院校办学自主权不断扩大，主体地位得以确立，众多社会机构、组织参与到职业教育管理中来，学生开始以投资者、消费者身份参与职业教育，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权力主体。但政府主导仍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模式。职业院校和企业的权力仍然有限，学生的主体地位一直未得到应有重视。政府单方面制定博弈规则，职业院校、行业企业和学生缺少参与规则制定的权利和机会。这决定了这些利益相关者之间博弈是不对等的，并事实上导致了博弈结果的不平等。由于这些主体之间的利益是互为条件、相互制约的，政府作为主体之一，过于强势，权力过度集中，非但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，反而可能因其他主体利益受损而使整体利益受损[9]。为缓解这一矛盾，利益相关者应通过各自的合理方式表达利益诉求，并影响教育决策和关键资源配置。

　　现实生活中，学生和家长很难直接参与决策，可通过请愿、呼吁、申诉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制定。同时，他们有可能影响职业教育改革所需的资金基础和社会声誉，特别是那些以学费为主要收入来源以及特别需要社会支持的领域。

　　由于基础条件薄弱、先天发育不足，职业学校缺少能够直接参与决策、影响决策的“精英人才”。学校教师虽然不能直接影响教育改革宏观需要的关键资源配置，但可以在基层影响教育改革的知识分配。他们也可以通过迎合或抵制的态度和行为直接影响职业教育发展。

　　政府掌握决策权和关键资源配置权，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最重要影响因素，目前掌握着职业教育举办权，同时负责重大投资和项目建设。政府还能通过间接方式影响教师、学生及其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态度和参与程度。

　　企业通过呼吁和批判等方式间接影响政策，这种影响力往往较强。比如，毕业生就业困难已成为社会问题时，通过直接资助、提供设备及服务等影响关键资源配置；通过直接办学或以校企合作、工学结合、职教集团等方式参与职业教育，其影响及参与程度正逐步加强。

　　其他利益相关者也都在以各自方式对职业教育施加影响，如研究者掌握着教育改革所需要的知识资源，通过政策咨询与学术探讨等影响政策制定及改革走向。外源性投资者掌控着直接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物质资源，教育媒体能强烈影响教育改革所需的无形资源——社会声誉，通过“舆论手段”等间接影响政策制定及教师、学生或家长参与，达到影响职业教育改革的目的。

　　（二）以人为本构建良性互动关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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